1.导语
一直以来，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领军作用、支撑作用、连结作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经济基石。其发展一直处在探索道路上，经历了企业层面、资本层面的改革后已经建立了相对成熟的体系，但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里，对国资国企改革进行了新的部署，强调“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本文将从国有企业与国企改革现存的问题出发，倡导深化改革主要应当在以下三个方面实现：如何通过合理的机制引入各类资本参与，深度混改；如何让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设计合理的规则制度嵌入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在依据国情和政治制度下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最大的不同就是激励机制的差异。民营企业激励机制完善，且激励方法灵活多样，能够有效地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创新活力。而国有企业恰恰相反，受制于政府过多干预，国企的激励机制匮乏或者不完善，国有企业的员工积极性普遍不高。科斯的产权理论认为，只要产权的边界已经被界定，并且是清晰的，那么这个资源的利用效率就会提高。国有企业资产并不属于国企高管，这是国企缺乏完善、有效激励机制的根源，并且限制甚至扭曲了产权主体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的一些行为，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另一种情况是搭便车，无论干多还是干少，干好还是干坏，都是一样的分配水平，必然导致了较低的工作积极性，显然不利于国有企业的发展，造成了国企效率水平的低下。而在民营企业内部，产权的主体是企业的所有者，本质是一种私有产权。私有产权主体享有转计权、收益权。民营企业所有者的决策水平和工作效率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企业所得利润的多少，这是最好的激励机制。因此，民营企业内部的员工普遍生产积极性较高。2.1.2国企高管的非职业化任命导致的权责利不匹配现阶段，国有企业的高管多采用行政任命形式产生，相当于政府的行政官员，甚至国企高管和政府行政官员的岗位可以直接调换，即可以从政府行政官员中直接指派，作为国有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这就产生了委托代理问题。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与经营者不一致，所有者相当于委托人，国有企业的经营者相当于代理人。委托人不可能会时刻监管企业，关注企业的经营情况，进行追究问责。这样导致代理人的行为只是在追求个人的收益最大化，包括为了增大自己的收益而牺牲委托人利益的方式。由此可以得出，国企管理者行政命令式的产生方式，导致其更加注重短期利益，为升迁攫取政治资本，从长期来看，管理者没有动力去发现和选拔人才，强化企业治理。尤其是即便管理者关注长期企业发展问题，但良好的企业发展业绩也并不能保证其一直在位，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者倾向于风险最小的路径选择，即“不犯错”，导致国企缺乏长时期发展的动力。要想顺利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必须从制度入手，打破现有国企存在的严重的行政体制，建立健全规范、完善、透明、有效的公司治理制度，否则消除国企和民企的顾虑，混合所有制改革则难以推进。国企改革的核心指导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企改革的细节过程，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紧围绕国家关于国资国企改革的决策部署。作为一项高精密度的系统工程，我国国企改革已步入关键的历史阶段。基本实现了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的良性互动，坚持市场化、专业化的同时，探索运用限制性股票、中长期业绩奖金、超额利润分享等多种方式，激发员工内生动力。国企改革已推行多年，在此期间，国家出台了相关法规政策，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近几年来，在全国国资监管系统中显示的国有企业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总额、营业收入等均有增长。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是降本增效效果明显，国资管理效率也明显上升；二是“处僵治困”这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资产改革难题总体工作基本完成；三是化解过剩产能，年度目标任务完成；四是“三供一业”进展顺利；五是压减工作持续推进。各项改革措施也都在逐步落地实施，公司制改制全面完成，公司治理结构进一步优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序推进，民营企业成为国企中市场末端的抓手，上市公司成为中央企业运营主体。在剥离国有企业的政府职能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突破。2022年作为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收官之年，成绩喜人。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于国资国企改革的理论、方向、使命任务、标准、途径、要求与保障，做出表述，在总体基调上一脉相承的基础上，在八个方面呈现明显的趋势。在改革口径上，国资国企改革进入深化阶段。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调到前面，而且把“国资”改革放在前面。没有再强调“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表明这些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表明中央对这些年国资监管的满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有利于平衡市场经济，能保证经济稳定平衡发展，有利于资源合理分配，能够更好地完善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度，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深化二字更多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主题是连在一起的，解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新的困难与问题。在改革理论上，实现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统一平衡。国有资本是物的形态，而国有企业是人和组织的形态，使得国资国企改革的中国特色得到强化，国企不光是个经济组织，还是一个政治组织。消除单纯资本观念，使得党的领导优势、政治思想工作优势、工人阶级主体地位优势的发挥，得到保证，在理论上收到正本清源的效果。在改革活力上，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成为激发国有企业活力的重要基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任务显得更突出了。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具体到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方面，就是使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更加成熟定型。“现代”主要体现在公司治理上，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就体现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改革重点是进一步厘清党组织、董事会、经理层之间的权责边界，形成权责法定、权责透明、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治理机制。要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必须解决深层次矛盾，把改革思路从“政策调整”转向“制度创新”。根据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实现制度创新思维的根本途径。在改革途径上，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成为重要任务。围绕服务国家战略，推动国有经济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基础设施集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有效发挥国有经济整体功能作用。推动国有资本形态转换和结构调整，支持创新发展前瞻性战略产业，加快处置低效无效资产，淘汰落后产能，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推动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聚焦发展实体经济，突出主业、做强主业。包括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搞混改，也包括国有企业之间的重组整合还会继续进行。在改革目标上，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为衡量国有企业在做强做优做大的标准。过去通常讲竞争力，现在讲企业核心竞争力。关于世界一流企业的界定，不宜将一些标准制定得过度僵化，更不能因企业而设置标准。世界一流企业核心特征是在全球竞争中具有突出的核心竞争力，具有短期内其他企业难以模仿也难以超越的独特竞争优势。核心竞争力是一个结果性指标，它综合反映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能力。将来会强调，核心竞争力应强调的是“结果”，要注意对一些投入性指标、可能对未来竞争力产生成效的“潜在竞争力”指标构成因素加以区别。在创建世界一流企业方面，一定要防止为了业绩需要或者企业为了宣传需要，在量化指标方面以易衡量的、短期内易见到明显提升的指标数据，代替更符合被衡量对象的内涵但是却在短期内难以见到数值明显提升的指标，导致最终的指标体系不准确，进而影响整个战略作用的发挥。企业核心竞争力包括高水平的人力资本、领先业内的核心技术、不竭的创新动力、突出的管理能力、稳固的营销网络、良好的品牌形象、有魅力的顾客服务与产生强大影响力的企业文化。这与一流企业标准的16个字是相通的。在改革短板上，弘扬企业家精神，作为国资国企改革的弱项得到强化。从进一步激励国有企业领导人员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出发，完善有别于党政领导干部、充分体现国有企业特点的领导人员管理制度，是推进国有企业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要深刻思考作为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该如何落实责任、提升能力、担当进取，发挥自身才干引领企业创新发展。如此，方能不负党的重托，不负员工信任，不负市场期待，成为对国家对社会真正有贡献有价值的企业家。在改革阶段上，世界一流企业由“培育”转入“加快建设”阶段。创建世界一流企业是在我国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的背景下，提升产业竞争力、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必然措施，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国有企业作为我国企业中规模大、资金实力雄厚、产业影响力突出的企业群体，在培育世界一流企业方面具有其他企业不具备的优势。现在已经不是十九大提出的培育阶段，而是进入加快建设阶段。一个加快建设，表明在二十大后，将快速在行动上展开，得到具体实施。虽然获得长足进步，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国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还在很多不足。比如存在党风廉政建设和腐败问题、总体产业布局不优、市场化水平普遍不高、人才队伍不强、薪酬体系不完善、组织结构设计存在问题等。深化改革仍然任重道远。担心国有资产流失而“不敢改”：无论是增资扩股还是股权转让，抑或是合资新设,虽然方式不同,但本质大多涉及国有股权让渡给非国有资本。我国有《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法》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各地《省属企业投资监督管理办法》等国资监管规定，如果对政策把握得不够精准，极易出现信息不够公开透明、交易定价不够合理、交易程序不够公正等问题。再加上定期不定期开展的审计、巡视、考核评价等工作，无形中加大了决策者承担国有资产流失责任的风险。因此,稳妥谨慎经营、尽量规避风险成为国企经营的常态，也成为推进混改的“拦路虎”“绊脚石”。内外动力不足而“不大改”：在央企层面,有近半数的企业对母公司实施了混改;而在地方国企中,母公司层面实施混改的比例还相对较低。究其原因，主要是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对难以掌握控制权的担心。民营企业担心自己股权比例较低，缺乏话语权、决策权，不敢也不愿参与混改;国有企业担心丧失对企业甚至行业的控制权,在对外合作时,往往要求绝对控股,有时在相对控股的情况下要求享有特殊事项的“一票否决权”。虽然国有、非国有企业有合作的意愿和想法，但基于保护各自利益的考虑,混改往往只在局部范围展开。有些采用“明股实债”方式，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混改。受体制机制束缚而“不深改”：混合所有制的核心在于以“混”促“改”，将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各自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但从实践看,一些国企的混改重心是“增资”,拿到民营资本“为我所用”。混改后，企业运营的体制机制没有发生变化，没有真正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来治理企业，在登陆资本市场、拓宽融资渠道、拓展业务领域方面的具体举措不够多,类似“老驴拉磨”,混改的效果很难体现。有些国企在混改中甚至以自己实际控制的合伙企业、产业基金等方式入股拟混改企业新瓶装旧酒”，糊弄有关部门。眷恋行政化身份而“不愿改”：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国有企业兼具商业性、公益性特征。由于年代久、比重大,不少国有企业管理还相当程度地存在行政化、官僚化现象，讲级别对等 论资排辈,特别在落后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些国企的经营环境相对平稳，干部职工的日子也比较舒坦。这种对身份的眷恋，在推进改革、推进创新中形成了较大阻力。第一，分类细分化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区分不同领域和行业特点以及企业规模。政府要根据企业不同特点，有区别地考核其经营业绩指标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考核中要引入社会评价。对主业处于市场化程度很高的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国有企业，积极引入其他各类非国有资本实现股权多元化，坚持以资本为纽带按市场规则完善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结构和管理方式，各类出资人以股东身份履行权利和职责，使之成为企业的市场主体。对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要保持国有资本的控股地位，支持非国有资本参股。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放开竞争性业务，规范盈利模式，稳妥地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公益类国有企业和具备市场化条件的其他国有垄断行业企业，则渐进规范地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根据不同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行业和领域业务特点，加强分类指导，鼓励其他经济成分以多种方式参与经营，推动具备条件的国企实现混合所有制改革。第二，资本多元化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首先，允许经确权认定的集体资本、资产和其他生产要素作价入股，非公有资本可通过出资入股、股权收购或置换、可转债认购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或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增资扩股。明晰各类资产产权，鼓励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和外资等各类资本参与，鼓励养老基金、社保基金也包括资本市场资金等各类基金介入，形成股权多元化的相互制衡。有序吸收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合资合作，鼓励通过海外并购、投融资合作等方式，充分利用国际资本、技术和市场等要素资源，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整合，强化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优势。其次，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以资本为纽带，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投融资运营的资本运作平台作用，通过投资入股、联合投资、并购重组等多种方式，对发展潜力大、成长性强领域的非国有企业进行股权投资或股权融合。第三，明晰界定股权资产产权，完善健全产权交易规范运作机制。首先是允许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就必须明晰界定股权资产产权。这样才能吸引各类社会资本积极介入，打开国有资本与市场资本相互参与渗透的通道，并实现规范治理和高效有序运行。其次是严格资产评估，建立健全股权流转和退出机制，加快建立和完善公平公正公开、规范有序的产权交易市场，使之成为各类市场主体有序竞争、资产重组、扩张发展的平台。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利用产权市场，为国有资本的有效退出尽可能扩展有效溢价空间，为国有资本增值和避险提供保障路径。借此既可激发国企的活力和壮大民企的实力，也可从根本上为企业的创新力开拓发展空间。第四，健全多层次治理机制优化控制权分配。首先是进一步确立和落实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健全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在现代企业制度的架构下，通过国有企业控制权改革，提高控制权配置效率以及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其次是进一步在国有股股东和非国有股股东之间优化控制权分配，提高非国有股股东在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决策权，强化企业对市场的敏感性，处理好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确保企业治理规范、激励约束机制到位。政府不得干预企业自主经营。再次是健全完善企业激励约束相容机制。还要建立严格的决策监督体系，聘请适当数量的外部董事和独立董事，加强对企业自身和管理层的监督，加大董事会运作的透明度和规范性，增强企业职工对企业经营的民主监督力度。第五，用好资本市场平台通路。资本市场是企业实现融资的重要渠道和有效手段，而国有企业上市不仅打通了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通路，也能够进一步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和明晰产权效力，建立起激励约束机制。国有资本证券化率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深入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资源配置，对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有着积极的作用。第六，科学监督适度放松规制。对国有资本的监督管理十分必要，在实际操作中应按照市场法则科学制定监管制度办法，做到宽严适度，有针对性。一要针对股份合作的混合所有制建立科学合理又切合实际的国资监管体系，既监管到位又具备可操作性。二要大胆突破，适度放松规制。包括加快推进开放管理层持股、员工持股通路，降低混合所有制创投公司资本市场退出划转社保基金比例等，通过改革尝试，吸引合作伙伴的同时留住人才。自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召开之后，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便进入了新的阶段，即要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和领导核心作用。原因如下：我国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存在内部人控制问题：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属于事实上的控制，即企业高管并不持有公司股票，但在两权分离的体制下，他们已经通过经营权形成了对企业的实际控制但企业的经营风险由国家而非决策者承担，这种所有者缺位导致的权责不统一的治理方式极易导致高管在经营过程中形成对企业的实际控制；另一方面，有的国企董事长与经理由一人担任，从而董事会对经理层不能形成有效约束，进而产生经理层的内部人控制问题。而国有企业国有股一股独大，监事会缺乏独立性，导致监督不力，无法对内部人形成有效监管，极易在经理人中引发道德风险，造成经理人为追求自身利益而侵蚀国有资产的严重后果。国有控股企业中中小股东的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现行公司治理奉行的是股东中心主义，股东会、董事会行使表决权时采用的是资本多数决的形式，即股东按照所持股份比例或者出资比例对公司重大事项行使表决权，资本多数决原则削弱了中小股东对公司事务的管理权力，小股东的意志被大股东吸收或征服。监事会发挥监督作用难以得到保障：实践中监事会成员多为上级委派和内部人员担任监事会以财务监督为核心，主要是监督企业的财务活动以及企业负责人的经营管理行为，监事会人员组成单一，缺乏独立性，且只能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账簿的方式来进行形式监督，难以切实发挥监督作用。通过党组织内嵌法人治理结构，可以强化监督，保障中小股东权益、抑制内部人控制的状况，并能够通过加强党建工作，发挥基层群众优势，让职工高度参与公司治理，实现预期的多元化治理。不与现行国有企业法、公司法相冲突：党组织内嵌国企法人治理结构必须首先明确，国有企业虽然带有很强的政治特性，但本质上仍是市场经济主体，党组织仅针对其经营决策做出政治性、合规性判断，而不能改变其营利属性。党组织要充分尊重股东作为出资人对企业发展做出的经济上的决策，不过度干涉。与国有企业价值定位相适应：公益性国企主要承担社会职能，以保障民生、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党组织内嵌的方式应有所不同，对于处于充分竞争行业的商业类国企而言，要尽量减少对其经营决策的干预，降低进入董事会的党委成员比例；反之，对于主业处于关键领域以及公益类的国企，党组织要作为整体集中内嵌法人治理结构，充分发挥其政治核心与领导作用。必须遵守法律法规及党章规定：党组织内嵌国企法人治理结构一方面要在制度层面予以保障与维护，另一方面又要把握其参与的程度，这就要求党组织参与国企治理要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同时在内部又要始终遵守党章规定。在法律的框架内发挥其积极作用，不得以权压法、徇私枉法，防止其权力越界。国有企业因其所处领域的不同，其对经营目标的侧重也有所不同，公益类国企的主要目标是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主业处于国家关键行业的国企主要承担保障国家安全的政治及社会任务；而竞争性领域的商业类国企主要承担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促进经济发展的职责。因此面对不同性质的国有企业，党组织内嵌的方式应有所不同。公益类国企党组织的内嵌：公益类及主业处于关键领域的国企，其首要任务并非营利，相比追求利润增长，该类国企更重视企业社会目标的实现。因此对于该部分企业应实行党组织集中内嵌⑯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发〔2015〕22 号） 党组织内嵌国企法人治理结构的实现机制 14 的方式，即在当前“三会一层”的治理结构之外，增设党组织这一决策主体。重大事项由党组织首先进行政治性、合规性判断，而后交由管理层作出经济决策。此种参与方式能够使得党组织拥有“多数地位”，便于实现对国有企业的政治领导。竞争性国企党组织的内嵌：这部分商业类国企的主要目标是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追求利润增长是其重要目标。对于这部分国企，党组织应采取分散嵌入的方式，即按照“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原则，党组织与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依法定程序双向进入，同时由党委副书记兼任董事长，党委书记兼任监事会主席，该种安排可以有效降低因一人双责导致个人权力过大，进而引发内部人控制的概率。同时，在内嵌的比例上，应将重点放在监事会上，以减少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干预，即监事会与党委会双向进入的比例应不低于 1/2；同时应规定党委会嵌入董事会、经理层的人员上限，即董事会中党委成员比例不超过 1/3；同样的，党委会中董事会成员比例也不应超过 1/3。如此一来，一方面党委会与监事会高度融合，有利于充分发挥监督作用，同时又能知悉经营层的决策、执行状况，有助于克服监事会事后监督的弊端。由于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国有企业董事会与党委会需要共同为企业的经营把关。董事会与党委会的分工主要通过重大决策事项来实现。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党委会参与企业的重大事项决策主要为“三重一大”，即重大决策事项、重大项目安排事项、重要人事任免事项、大额度资金运作事项。而董事会则依据《公司法》中所界定的相应职责（如召集股东会等）参与到企业的日常经营中。现代企业制度包括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市场化的经营机制和有效的合规风控制度，公司治理结构管决策、经营机制管执行、合规风控管风险，三位一体构成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石，这也是国有企业承接授权放权的前提条件。国有企业只有完善现代企业制度，面对授权放权才能接得住、行得稳。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明确和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就是要坚持“两个一以贯之”：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国企党建制度为国企改革发展提供根本保证，国企党建要思考如何与企业经营生产相结合，而不是单纯的学习党建理论，只有把提高企业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作为企业党组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把党建工作落实到位。国企党建要做好“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工作。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党组织在国企治理中的职责定位以及与其他决策机构的关系，实现了党组织在治理体系中不失位、不错位、不重叠的治理要求。在国有企业治理中，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实”、董事会“定战略、作决策、防风险”与经理层“谋经营、抓落实、强管理”的三重定位。加强董事会建设，发挥董事会作用：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董事会作为企业决策机构，承接了大量出资人代表机构下放的职权，因此加强董事会建设是发挥董事会作用、完善公司治理能力的关键。尤其需要落实董事会职权，规范董事会运行，建立董事会向经理层授权的管理制度。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市场化经营机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是实现提高国有企业活力和效率的重要途径。要强化国有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做好管理层成员的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严格考核、考评，并完善市场化选人用人与薪酬分配制度，全面推进全员绩效考核与人才公开选、育、用、留。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在市场化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国有企业作为国资监管体系下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既承接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功能，又承担了实现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任。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是为了强调党的领导，在面对新形势下的新挑战时，国有企业需不断提升自身经营能力、改革体制机制以对接市场，同时需兼顾国资监管的要求。当前，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攻坚期，党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制度的深化是为了通过一套合理的机制引入不同的所有制体系，从而让经济体制重新焕发生命力。党组织嵌入国有企业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为的是确保企业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得有效的维护和切实的保障。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建设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整合国有企业的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从而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整合和放大效应。[1]黄华.试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内涵与原则[J].商业研究,2020(01):1-7.DOI:10.13902/j.cnki.syyj.2020.01.001.[2]王璐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研究[J].环渤海经济瞭望,2020:101-103.[3]周丽莎,肖雪,王国义.混合所有制改革实操路径研究[J].国有资产管理,2020:15-21.[4]崔格. 论党组织内嵌国企法人治理结构的企业法路径[D].山西大学,2020.DOI:10.27284/d.cnki.gsxiu.2020.000542.[5]李必峰.中国特色现代国企的董事会建设[J].董事会,2019:72-74.[6]王雪梅,杨学芳,刘佰峰.党组织内嵌国企法人治理结构——金川集团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体制建设实践[J].神州,2019:275.[7]游咏.谈国有企业改制下的法人治理结构[J].法制与社会,2019:165-166.
